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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魯迅到廣州第一晚住在哪？
廣州有一座魯迅故居，還有一座魯迅紀念館，前者位於白雲路西段7號，後者位於文明路215號，它們都在越秀區，都是魯迅當年住過的地方。
魯迅在廣州不滿一年，總共住過三個地方，先後租過兩次房子。
1927年1月18日，魯迅從廈門坐船來到廣州，當天晚上，下榻在長堤的賓興旅館。查民國時期出版的旅遊手冊《廣州指南》，賓興旅館坐落於靖海二馬路，大致位置在今天靖海路和樂安新街之間，這是魯迅在廣州住過的第一個地方。
魯迅之所以來廣州，是因為接到瞭中山大學的聘書。
第二天上午，在女友許廣平和同鄉孫伏園的幫助下，魯迅從賓興旅館搬到瞭中山大學。中山大學校園裡有一座大鐘樓，鋼筋混凝土結構，上下三層，始建於1924年，是中山大學當時最高的一棟樓。學校安排魯迅住進這棟樓第二層的一間房子，房子下面是一樓大禮堂。幾天以後，中山大學師生在樓下大禮堂召開瞭歡迎魯迅的大會。
同年2月10日，魯迅正式擔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，成瞭學校的中層領導。大約就在這時候，他把至交好友許壽裳引薦到瞭中山大學。許壽裳既是魯迅的同鄉，又是魯迅的同學，同時還是魯迅在教育部上班時的老同事，博學多識，為人忠厚，自始至終與魯迅保持著深厚友誼。許壽裳也住在大鐘樓，跟魯迅睡同一間屋，兩人床鋪一左一右，分別占去房間的一個角，中間空地上，擺放著他們的書箱和行李。
大鐘樓的房子還算寬敞，可是老鼠特別多，離學生又太近。每天吃過晚飯，魯迅的粉絲紛至沓來，一直鬧到半夜才會散去。粉絲一走，換老鼠鬧騰，它們在魯迅和許壽裳的床下鉆進鉆出，唧唧亂叫，嚴重影響讀書和寫作。這是魯迅在廣州居住的第二個地方，現在成瞭魯迅紀念館。
貳
魯迅租的第二所房子在芳草街
3月16日下午，在許廣平的陪同下，魯迅和許壽裳出去找房子，在白雲路西段白雲樓第二層看中一套三室一廳，決定租下來，並“付定泉十元”（《魯迅日記》），付給房東十塊毫洋的定金。
3月29日下午，魯迅和許壽裳搬到白雲樓寓所，許廣平也搬來居住。因為是三室一廳，所以魯迅自己住一間，許壽裳住一間，許廣平和保姆住一間。魯迅住的那間房臨街，窗戶正對著馬路，比較敞亮，適合讀書。這是魯迅在廣州居住的第三個地方，也是魯迅在廣州租的第一所房子，現在成瞭魯迅故居。
當時魯迅名震南北，粉絲眾多。1926年他離開北京去廈門大學教書時，一批青年學生追隨他到廈門大學讀書。1927年他離開廈門到中山大學教書，又有一批青年學生追隨他來到中山大學。廣州青年凡接觸過新文學的，人人都知道魯迅的大名，都拜讀過魯迅的作品，但是魯迅的書主要行銷北京和上海，在廣州不太容易買到。所以魯迅與老東傢北新書局交涉，考慮在廣州開一傢書店，主要賣自己的書。
1927年1月26日，魯迅在寫給出版方的信中說：“舊歷年一過，北新書局擬在學校附近設一售書處。我想，未名社亦可在此出售，所以望寄《墳》五十本，別的各二十本，《莽原》合本五六部，二卷一號以下各十本來。掛號中山大學大鐘樓周某收。待他們租定房子後，然後直接交涉。”這批書剛寄到廣州，很快就銷售一空。
同年3月15日，魯迅又寫信讓出版方寄書：“我所做的東西，買者甚多，前幾天至漲到照定價加五成，近已賣斷，而無書，遂有真筆版之《吶喊》出現，千本以一星期賣完。《墳》如出版，可寄百本來。”所謂“真筆版”，指的是用鐵筆在鋼版上刻印，然後滾上油墨印刷，俗稱“油印本”。正規印刷的魯迅著作賣脫銷瞭，油印本也供不應求，一星期時間居然賣掉上千冊《吶喊》。
大概在這一年的2月下旬，也就是魯迅正式擔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不久，許廣平已經幫魯迅在芳草街44號一棟臨街樓房的二樓租好瞭房子。他們計劃在前房開書店，後房住人，內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廚房，帶傢具，每月房租隻收九塊毫洋。這是魯迅在廣州租的第二所房子，前任房客是魯迅的粉絲，聽說魯迅要租，非常爽快地答應瞭，沒有照當時慣例收取“頂費”（轉租費）。
叁
魯迅在廣州開瞭間“北新書屋”
3月25日，在魯迅從中山大學大鐘樓搬出之前，芳草街的書店正式開業，招牌上寫的是“北新書屋”，相當於北新書局設在廣州的代售點，實際上完全由魯迅自收自支，北新書局不參股，也不幹涉經營。因為魯迅和許廣平都在教書，沒時間打理這傢書店，所以委托許廣平的妹妹許月平做店長。
北新書屋開開設公司流程業頭兩個月，確實興旺瞭一陣子。關於這一點，從魯迅的書信中就能看出來：
4月9日致李霽野：“前回寄來的書籍，《象牙之塔》、《墳》、《關於魯迅》三種，俱已賣完，望即續寄。《莽原合本》也即賣完，要者尚多，可即寄二十本來。”
4月9日致臺靜農：“《莽原》合本，來問的人還不少，其實這期刊在此地是行銷的，隻是沒處買。第二卷另本也已售罄，可以將從第一期至最近出版的一期再各寄十本來。以掛號為穩，因此地郵政似頗腐敗也。”
4月20日再致李霽野：“來信可寄廣州芳草街四十四號二樓北新書屋（非局字）收轉，書籍亦徑寄北新書屋收。這是一間小樓，賣未名社和北新局出版品的地方。《莽原》第五、六期各十本及給我之二本，今天收到瞭。廣東沒有文藝書出版，所以外來之品消場還好。《象牙之塔》賣完瞭，連樣本都買瞭去。”
但是好景不長，由於蔣介石在廣州“清共”，一批進步青年被抓被殺，進步出版物受到查處，再加上魯迅不善經營，書店迅速走下坡路。這年6月30日，魯迅在信中寫道：“這裡的北新書屋，我想關閉瞭，因為我不就總須走開，所以此信到後，請不必再寄書籍來瞭。”
同年8月，北新書屋關停，剩下一批沒有賣完的書，被魯迅低價轉讓給瞭永安路的共和書局。他在芳草街租的這間房已經派不上用場，仍由前任房客續租。
同年9月27日，魯迅和許廣平離開廣州，奔赴上海，從此以後一直在上海定居。
肆
魯迅在廣州住過三個地方
本文開頭說，魯迅在廣州住過三個地方，這三個地方分別是長堤的賓興旅店、中山大學的大鐘樓（今魯迅紀念館）、白雲路的白雲樓（今魯迅故居）。
本文開頭還說，魯迅在廣州租過兩處房子，它們分別是白雲路26號（現在是白雲路7號）的白雲樓、芳草街44號的北新書屋（現已不存）。
魯迅一生中，先後在紹興、南京、北京、廈門、廣州、上海居住過，曾經在北京、廣州、上海租過房子。從他支付的房租，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的居住成本。
1919年7月，魯迅聽說弟弟周作人要攜日本妻子回國，提前在北台中登記公司流程京西直門內八道灣胡同租下四間瓦房，定金三十三塊大洋，月租待考。
1923年8月，魯迅與周作人鬧翻，將新買不久的四合院讓給周作人一傢居住，自己帶母親和朱安去附近磚塔胡同租下三間正房和一間廂房，每月租金八塊大洋。
1927年10月，魯迅和許廣平抵達上海，先住旅店，幾天後在北四川路一個名叫“景雲裡”的社區租房，兩層樓，一個小院，月租待考。
1930年5月，魯迅搬到北四川路一幢公寓裡居住，付給前任房客五百塊大洋轉租費，月租四十塊大洋。
1933年4月，魯迅又搬到施高塔路（今山陰路）大陸新村租花園洋房，在這裡一直住到病逝。這是一幢三層小樓，坐北朝南，紅磚紅瓦，通自來水和天然氣，月租四十五兩銀子，折合六十三塊大洋。大陸新村是大陸銀行上海信托部1930年投資開發的新型高檔社區，魯迅是第一任房客，所以不需要再額外支付一大筆轉租費。
在上海定居期間，魯迅偶爾會去北京探望母親，他的許多藏書也在北京沒有運走。為瞭存放藏書，也為瞭探親期間不耽誤寫作，魯迅1929年還專門在北京西三條胡同22號四合院內租下三間正房，月租在五塊大洋至五塊三角之間。
伍
在廣州租一間大房的租金 可在北京租一所小型四合院
京滬流通大洋，廣州流通毫洋，大洋比毫洋值錢，一塊大洋可以兌換廣東毫洋一塊二角。魯迅1927年租賃廣州芳草街北新書屋，那隻是二樓的一間大房而已，月租九塊毫洋，折合大洋七塊五角，這個租金水平足夠在北京租一所小型四合院。
魯迅在白雲樓租住三室一廳，具體要付多少租金，暫時不得而知，但他1927年1月29日給許壽裳寫過一封信：
“此間生活費頗貴，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矣。食物雖稍貴，而質料殊佳。惟房租貴，三小間，閱月需二十元上下。弟現住校中，來訪者太多，殊不便，將來或須賃屋，亦未可知。”
“閱月”即整月，三小間租一整月，房租大約二十塊毫洋，折合大洋十六七塊。他在白雲樓租三室一廳的套房，房租大概就是這個水平。跟北京比，超貴，可是跟上海比，又便宜多瞭。
民國北京可不像現在的北京，當時北京商業凋敝，除瞭抗戰初期因為日本人用刺刀逼著四鄉富民遷入北京，致使房租暴漲以外，其餘時間北京房租都很便宜。1934年《申報·自由談》台中有限公司申請流程刊載過一篇評論：“一條兩三元錢的藍佈大褂，可以穿四季。花上一毛錢，能坐黃包車十幾裡。二三十間房，一個大院子，租起來每月也不過20元到30元，比起在上海花七八元住亭子間來，真有天壤之別瞭。”1930年天津《大公報》也有類似評論：“幸虧北京房租賤，房東也不十分逼人。”丁玲與胡也頻早年在北京租四合院，月租隻有九塊大洋，房前屋後全是棗樹，後來去上海，每月十塊大洋隻能在弄堂石庫門中租不足8平方米的亭子間，假如他們來到廣州呢？至少可以租一個帶廚房的標準間。
正是因為北京居住成本很低，所以魯迅在北京買過兩處四合院。1919年在西直門內八道灣胡同買瞭一所，前後兩進，院子大得“簡直可以開運動會”（許壽裳語），房款三千塊大洋（另加五百塊大洋改造費）；1923年在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又買瞭一所，面積偏小，房款隻有八百塊大洋（1924年交房）。後來到瞭上海，他和許廣平租住北四川路的公寓，光付給前任房客的轉租費就要五百塊大洋，如果再加上一年的房租，絕對能換北京一套四合院。
既然北京居住成本如此低廉，魯迅為何要跑到廣州和上海去住呢？因為廣州的社會風氣更開明，上海的文化出版更發達，魯迅從北京走出去，會有更好的生存和發展空間。就像沈從文說的那樣：“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，我的文章是隻有在上海才寫得出也賣得出的。”（1931年6月29日致王際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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